我的姐姐死了。
那个，不是亲姐姐，是妈妈的姐姐的女儿。那叫什么？表姐？总之我叫她姐姐。且她死了有五年了。是哪一天，我忘了。我从不在意。不过如果我还找得到小学的作业本，也许就记起来了。那年我十二岁，六年级，晚上的作业是一篇周记和写排比句，练习册中关于正比例的两页，窗前的花开了二十六朵。在一个无趣的安静的，家里只有十七岁的我一个人的春天的正午，我就又不小心想起来这件事。
是，那也是一个春天。花粉、暖空气和病毒混在在一起的让人懒惰的春天。也是一个正午，天气晴好，一个标准的春天的正午。我在医院里看着我姐姐死了。我连续两个星期放学去医院，现在，她依然死了。在一个单人的拉着窗帘的病房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我爸妈和她爸妈之间看着她的心电图逐渐压平。空气凝滞得可怕，完全是，死的气味。虽然没人能看出来，但我的确不知所措。不是无法接受现实，而是我迫切地想出去。
直到他们中的谁先开始开口… 我数着数，数到一百，约一分半钟后。我拉了拉书包带，弯下腰说抱歉爸爸妈妈阿姨姨父，我要去学校上午课了，迟到会被扣分的。于是我便走在了医院的走廊上，布满来苏尔味道的走廊，我不喜欢医院的感觉。虽然十二岁不算小了，但是我那时还是像个低年级小孩一样厌恶医院的味道。
我曾经很多次暗自说过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而我却忘了这实打实的最后一次。哈，我曾经很多次暗自希望她在这一天死掉，或许也不是死掉，至少，别再过这种日子。当然，离午课还早。我只是找出一个借口当逃兵而已（“你难道想做一个懦夫吗？”多年后的心理辅导中辅导员这样说我。我不想，但我大概是。是又怎么样？）。而在门外不远，我看到他的身影，在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病房门口的等候椅上，看上去像与姐姐毫无瓜葛。
（他。啊哈。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大概到今天）他都只是一个概念，一个修辞，一个比神更形而上的“那东西”，但在这里回忆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我没有他的照片，但在我印象里他很瘦，尤其是这几天里更加瘦，毕竟连手都干枯了。他眼睛很大而眼眶发青紫如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绀，眼光迟钝而涣散。——他是个病人，我知道，甚至不是生理性的，无人可认领，无人可治愈。）
见我走出病房，他远远地扫向我一眼。一时间我又落回了那糟糕的不知所措中，而且这次受到关注的对象只能是我。
我该怎么和他说？一个人在我眼前痛苦从不比一群人在我眼前痛苦来的轻巧，无论是哪种我都忍不住不听不看不想。
但是现在没法逃避。
（我总在想象正常的十二岁小孩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
去哭吗？去恐慌？去畏缩？去不知所措？是因为死亡近在眼前的不知所措，还是因为死亡突然出现在亲人身上，那个几个月几星期几天前还和你一同看书一同嬉笑的亲人身上的不知所措，还是单纯地因为这气氛而不知所措？如果眼前的不是姐姐，而是阿姨、外婆或者母亲，陪你从一岁到十二岁，陪你看书讲故事旅游的那个人，死在你的面前，会怎么样呢？这样，你直接以肉身撞击到了死的预感？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
这就好像变成了道德问题。多年后我把我这疑惑向另一位朋友讲了，他顿时脸色难看，低头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回答道：“……你真的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吗？”）
结果我什么都没敢说出口。也许哭给他看的话，那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是哭对我来说太困难，我哭都哭不出来。表演是多么困难的事啊，是多么苦恼的事啊。当然，抽风机下尴尬的沉默也能让他明白了什么。
“就这样？”他问。
我点头。我颈椎僵硬，难以动弹。
他垂下眼。我以为他会当即流下眼泪，条件反射伸出手想碰他。但他只是一声不吭地撑着扶手站起身来，骨头在他体内碰出清脆的声音。他只跟姐姐一样大罢了，但他全身充满病人的气息，因而总像处于死的边界。他向楼梯口走去，我便跟上他。
“我没哭。”我颓丧地说，“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明明是我姐姐，明明是我最喜欢的姐姐。”
他是我少见的可以交心的朋友。虽然人并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十二岁小孩的朋友。
“没关系。”他淡然答道，淡然得有点遥远，“我也没。”
说实在的，我当时曾对他的平静感到惊讶。我知道，他爱着姐姐。即便不浪漫不深刻，也足够激烈，如一场仅仅健康一丁点的死者的相爱。仅仅健康一丁点。姐姐对他的耐心与关怀我早有见识，与他的疯狂往事也是。他自中学休学又复学，姐姐随着心意逃课而蹭课，只因为一样疯狂，他们才走到一起。他不停送来一本本的诗句，姐姐和我一起看，里面是混乱而艳丽的叫唤，夹杂着摘抄的歌词。哪里是尽头！哪里是尽头！他和姐姐从文学谈到电影谈到昨日的风向，谈金阁寺顶的凤凰，谈到朋克的死。偶尔… 偶尔带上我一起。尽管我什么都不知道，只会把喜欢的流行歌曲存在跟读机里。
他们并非在恋爱。——我想。他们并非仅仅在恋爱。而是在谈真正的心的关系呼吸重叠的关系，可惜多年至今他们都是地下关系，他之于我家人还是一个彻底的陌生人。
“你整天留在这里却不能在最后去见她，这样好吗？这不公平。”
我跟着他走下一楼。“我不在意。”——他说。
“你肯定在难过。不过啊。不过我不觉得你是那种因为是公共场所怕被笑话就忍住眼泪的人。”
他像被刺到脊柱一样猛然一颤，随后又照常地往正门走去或说步子跨得更大。“不。”他说。
“那你留到葬礼上再哭也可以，大概明天就是了。”
我继续说，虽然那么笨拙，好像试图安慰又不得要领。他却苦笑出来了：
“我对你们只是陌生人，怎么有资格去参加呢。”
还可以装作朋……这句还没出口我又咽了回去。相处几年来，我对他的性格也有了解。他的身份定位要么是恋人要么便隐藏着做陌生人，甘心和“朋友”们混为一谈怎么想都不对。（直到如今我还总想起他的这句话。这话看似卑屈实际上充斥着一副理想主义的傲气。）我只好跟着他，跟着跨出医院的玻璃门。门外是晴天和潮湿杂糅的空气，我忍不住打了哈欠。好困好困。后来我经常梦见这一天，通常在梦里这一天也总是一个标准的天气晴好的春日，与我和他和姐姐在一起时的天气一样。我学写作文，“用环境烘托情感”，老师这样教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外面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白雪飘飘，开心的时候又艳阳高照微风习习万里无云。这是纯粹的虚构手法，我经常颓丧地想，在戏剧和小说里写写倒差不多。姐姐死去前后几日都是小晴的多云天，美妙极了，没记错的话我至少看过各穿三种不同的小学校服的学生在春游。
小晴的多云天才是最好的天气。不像现在，春天正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虽然不算热，但也非常烦闷。外面没什么风，于是我把空调给按开。就开一会，如果妈妈发现了她就会说我浪费。
“你急着上课吗？”在医院门口的人行路上，他问我。
“不，我知道你在外面，陪你出来。”我说，“离午课还有一段时间呢。”
“……你今晚在家吗？”
片刻沉默后他继续问道。
“在啊。今晚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写作业，明天妈妈替我和老师请葬礼假。”
“明天啊……明天会是什么天气呢。”
他小声念道。虽然并不开朗但听上去也不像刚刚失去爱的人或者说失去心的语气，平常到几乎不见感情。得看看天气预报了。他说。但我觉得他就不是个会看天气预报的人。
“希望不要下雨。”
“我还留着一本没送给她呢。我回去把最后一点尾补完，如果你今晚在家的话听到门铃声给我开门就行，不能送给她的话就送给你留着。”
“我。啊。给我不太好吧？”
“总比扔掉好。”
我只能点头。
“今天周三，又要写周记了。”
周记，当时上六年级时老师要求的一星期一篇小短文。姐姐是个不切实际的人，喜欢给教我周记写些不切实际的题材，比如什么幻想中的拜占庭，什么唐璜。（久而久之我写顺手了，中学时文章在校刊上开了专栏，也有这段不切实际的启蒙的功劳。）只是前两星期我连续写了两次和姐姐在医院的事。想起这个星期的周记我忽然就心悸。
“写花吧。”
他说。
“花？不写鸟了？不写星星了？”
“你想写也可以，我只是想看你写花。”
“不要。我不种花。今天真想不起写什么了。”
停靠学校的电车到站，比以往早两班。我登上电车，他跟着我上车，坐在同一排上。一路上我什么都没想，光扭头看着窗外街景，保持着从刚才以来就在的沉默和冷淡（或者说呆滞）。他也一声不吭，安静得好像我身旁是个空位。这沉闷一直延续到我到站下车。我只想着现在无话可说，也许以后可以再慢慢谈。毕竟一切都是未来之事。大概今晚就可以慢慢谈了。
我经常梦见这一天，这一班车。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一片安静，只有车轮和电缆的声音。
金属相互摩擦的让人不舒服的声音。
结果我周记写了窗前的花。我趴在窗台上数了三遍，确定是二十六朵。
这天之后我没再见过他。第二天姐姐的葬礼他也如约（是吗）没有出席，来的是姐姐的大学同学们，结束后他们便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作业、考试和珍珠或芋圆奶茶走掉了。天气真好，就是我全程有些不在状态。“你还好吗？不舒服吗？”有人问我。……应该是妈妈，那就是妈妈吧。妈妈问我。挺好的。我说。
从姐姐那里我得到了，——我继承到了带上这一本的一共六本，我把它们和我那些主要用途是随时拿下来摘抄名句的平装名著摆在一排。前一天晚上他的确给了我又一本，但我和他终究没搭上话。我当时正写着周记，想喊他进来，他回绝了，于是我说了，谢谢。他笑着说了，以后再见。我说，那以后再见。比起中午他好像有精神了一点，我忽然有些开心。而现在我坐在城市另一端的另一个房间里——窗外没有花的房间，第若干次不小心回忆起那一天，那个中午和晚上。回忆里除了这几句被加工过但大意不变的对话外一片模糊。我不想再回忆了，去外面拿了苹果和水果刀转回空调房里，轻松地削起苹果，再从书架里取下他亲自送给我的那一本翻起来。想来我好像挺久没翻开了，或说我变得不想再看到它们。边削苹果边看至少不是个道德问题。
我们的杯里有着孤月的眼泪。喝干它吧，在痛哭之前。哪里是尽头。啊啊。我被困在垂死的时代里，已经死去的剧场里。在这场演出里只有你看着我，坐在床上，像坐在观众席上。哪里是尽头。每次看向你只能看见一片朦胧，双眼中的一片朦胧观众席上下起了小雨。在垂死的年代中我竭力歌唱，不停地在熟睡者的眼角种下诅咒。空白。花。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什么？涂黑的块。我不在意一切。
而我从来没学会他的逻辑。虽然我反复读过那么多次，什么都没摸清楚，他以前诱导着教过我他的那些东西，当然我完全没法领会或没有想去领会。理解狂人脑回路是一回事，理不理解他们在我背后所经历的更多事是另一回事。
诗意死去了。当我学会去收敛放纵的表达而转为务实的时候，它便不再包含任何的感情了。你觉得是这样吗？刻奇。但是不刻奇便无法生活。我们走在必定灭亡的路上只能靠此麻痹自我。
落到了后半。他从不标日期，估计是姐姐住院后的那段时间吧。那副暗沉与错乱明显不加掩饰，像一只翅膀伤损得没法动弹，只能痛心疾首于自己的狼狈的鸟，或发不出光的星星。一边切断苹果皮，我一边用指节把纸页往最后一页拨过去。我的手。他说，在纸上说。我也不禁摊开了我的左手——每次我都会不由得这么做，好像他又一次站在我面前，又一次说着关于手的那些事。
干枯细瘦而贫瘠的手，我无法开口。我不得不用它而不是用嘴去歌唱，从枯枝上生出芽叶和花蕾。
我的手。五个手指，除大拇指外各有三个指节。皮肤的质感和颜色不好也不坏，没有我印象中他的那么瘦削，也没有我印象中姐姐的那么白——应该是很白的吧。手心只有交错的经络和隐约的血管，没有叶，没有花，也没有猫眼石的碎片。从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沾着笔油的脏手，忽然间我感觉到我真的长大了五岁。
假使去想，它便开出花来。花是热烈地燃烧着的。虽然我看不见。燃烧在地上，枝头，我的血管里。我厌恶轻浮，却又不得不陷于轻浮。——我的这只手中流动着的是明艳的粉红色，粉红是红轻薄虚幻的泡沫。
他的血管里带着的是花，或者直接说是春天吧。但我不是。我凝固起来了。我把苹果搁在桌上，看着我的手。一个活在春天死在春天的人也许就会流出明艳的粉红色的血来，就好似活在夏天死在夏天的人会爱上夹竹桃。或者他那样的也是。不过他真的是春天吗？我从不这样认为。在夜里我们不在意四季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的如月之暗面。
空调稳定地吐着凉风，盆栽的叶好像有些摇晃了。
我隐约听见了窗外的春天在我的皮肤下，在手腕下清晰可见的经脉里颤抖着奔涌着。
我不是。我提醒着我。但我却凑上去听得入迷。粉红的花一般艳丽的血卷着喧嚣而轻浮的泡沫，飞跑着，飞跑着歌唱着什么永远的春天。这样一个花粉暖空气和病毒混在一起的永远的春天。姐姐的声音混在里面，飞跑着歌唱着，唱着那垂死的年代中……啊，没错。那垂死的只有青年人互相拥抱的年代中。世间万物，冷漠，沉默和呆滞的务实被冲刷着，消灭在消灭在这永远的虚幻的春天里。姐姐！我念着她突然涌出眼泪来，无缘无故。只不一定是为她而哭，这只是我在病房里、在医院门口和电车上猛然听到的轻薄的歌。泡沫慢下来，哭泣着，哭着青春与疯狂与爱情与永远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在这垂死的年代中……”花的声音虚浮而又郑重地在这血管里，在这血管里传来仿佛自渺远的深空。自血管里
血管里
血管里血管里
血管里
血管里唱着唱着喊着喊着哭着哭着沸腾着，沸腾着发着疯发着疯。血管里血管里血管里血管里的宇宙真空血细胞间隙，真空沸腾了春天到来了春天结束了信号来到。夏的信号宇宙的信号疯狂地来到信号唱着唱着喊着喊着哭着哭着来自几万光年外自几万年前至几万年后沸腾着发着疯燃烧一切毁灭一切
而我忘了我右手中什么时候拿着的一把水果刀。
在深红色的液体洒在摊开的笔记本上时，我才小声惊叫出来。是深红色，不是粉红色或者无限接近透明的蓝的话那就弄脏了一切。我惊愕地想像擦掉污渍一样用抹布擦掉它，然后发现并没什么抹布。纸页渗着我深红色的，和普通人的O型血并无二致的血沉默着，沉默得像那天电车上的我——和他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间中的我。它滑倒在地上。我痛哭起来。姐姐，我念着她的名字哭得像个十二岁的孩子。“那就等着和我相会在这永远的春天里。”这句话，故事之于我的结局，在点点血痕里格外淡漠而温和。
春天开空调？真浪费电！
妈妈的声音冷不丁地在门口响起。
我一时间不敢抬头看她的脸。
空调换起气来，细碎作响地转动扇片。